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传尧——刻在心头上的可可托海

《刻在心头上的新疆》

孙传尧 作

每当我想起美丽的新疆，
起伏的心潮象浪花激荡。
我去过多少山川和城市，
忘不了的还是可爱的新疆。
雪山脚下层林尽染，
鲜花满坡百鸟欢唱。
蓝天和白云倒映在湖面，
急湍的河水在峡谷回响。
戈壁沙海井架林立，
葡萄沟里瓜果飘香。
千年的宝藏迎来机器的轰鸣，
万古的荒原托起无际的麦浪。
湖光山色多么令人神往，
但生活原本有欢乐和惆怅。
风雪严寒虽然令人生畏，
它让边塞的儿女更加坚强。
 啊！我可爱的新疆，
心头为何抹不掉对你的回想？
因为你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是我留下青春洒下汗水的地方。
冰山上的雪莲笑迎远客，
民族的情力胜过磁场，
西去的列车为何这样慢呀？
因为我的心早已飞到第二故乡！

第一部分

我和可可托海的缘分

1963年至1968年，我在沈阳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有色冶金系选矿专业本科学习。毕业前夕，文革尚未结束，我们毕业分配受三个因素制约：其一、当时的冶金部机关工作秩序没有恢复正常，原来的毕业生分配计划已无法执行；其二、中央发出“四个面向”的通知：即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和面向厂矿；其三、国家在新疆有色金属管理局可可托海矿务局新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稀有金属锂铍钽铌采选联合企业，新建的8766选矿厂急需大学毕业生，而且东北工学院的毕业生有多少要多少。在这样的形势下，东北工学院选矿专业当年75名毕业生中分去23人，再加上机械系的毕业生6人，共29人分到可可托海。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文革中辽宁分三大派，东工是辽联派的大本营，被认为是站错队的一派。后来证实，哪一派都不对。因此，29人中绝大多数是辽联派，我们实际上是被发配新疆。当时，心里明白谁也不敢说，多少年后“发配说”得到证实。

由于可可托海矿区的涉密性，历年分去的毕业生都是经选拔品学兼优，政治条件好的。可是，我们这29人却例外，对于站错队的大多数人，毕业鉴定很糟糕，甚至在鉴定中要写上：“文革中在东北战场上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中，当了两年国民党兵。”可可托海当局一看这些毕业生政治条件如此糟糕，不敢用。只让我们到8859选矿厂参观一次，然后就二次发配：14人分到野外四矿，该矿在阿尔泰山腹地，据可可托海41公里，交通极为不便，冬天大雪封路，不通汽车，只有履带拖拉机和马拉爬犁可行，不然就骑马。那里有一个简易的小选矿厂，日处理能力只有30吨，生产钽铌产品。每班只有十名工人，其中我们的同学就有四人。除了在选矿厂上班外，采矿工、井下掘进工、房屋基建和修缮工、装卸工，很多工种都干过。身份就是当工人，接受工人师傅的再教育。另有12人分配到二矿，据可可托海9公里，条件比四矿略好，有一个日处理能力50吨的小选矿厂，女同学在厂里工作，男生在露天干体力劳动，也是当工人。

当工人三年后，8859选矿厂缺人，矿务局领导看我们表现不错，不像毕业鉴定写的那样糟，用他们的话说：是一批好劳力。加上四矿的小选厂停产，五矿在建的选矿厂下马，于是把我们同学调入8859选矿厂三班倒，在生产班里继续当工人，选矿厂的主要工种几乎都干过了。在我们的同学中，我是第一个抽调出来搞技术工作的，那已经是大学毕业后第六年的1974年了。我和江西冶金学院的一毕业生肖友茂搞生产技术管理，他比我搞技术工作的时间早，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当时矿务局从上到下都在搞大批判，还在搞政治运动，因此，厂里工人把仅由我们两人组成的生产管理组戏称“生产维持会”。但是，我们也不顾别人的嘲笑，坚持搞技术工作，搞流程考查，抓设备管理。其结果，生产见实效，我本人也提升了专业技术水平。

1976年10月，我被提升任命新建的8766选矿厂的副厂长，主管生产技术和安全，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大选厂的投产试车和技术改造上，终于，选矿厂正常生产了。

1978年10月，我考上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研究生，离开了我钟爱的可可托海和选矿厂。

第二部分

可可托海有国内闻名的稀有金属矿床

可可托海坐落在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带的阿尔泰山中的一个小城，隶属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以前，矿区所在的可可托海镇就是富蕴县城的所在地。我国唯一东西流向，并汇入俄罗斯鄂毕河后注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流经这里再往西流出国境。由于国防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长期隐藏在深山之中——这里曾是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神秘得几乎不被世人所知。

在很长一个时期，在共和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在行政上隶属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起初富蕴县城就在可可托海，以后由于矿区保密的需要，富蕴县于1959年搬出可可托海异地重建，可可托海变成富蕴县的可可托海镇。对外它曾被称为“111矿”，后来的第一矿务局。

邮政没有地址，只用信箱号，例如：四矿是44信箱，选矿厂是75信箱，二矿是61信箱。

工程技术人员不能对外发表论文；

它的产品只能用代号：01号产品是铍精矿（绿柱石精矿），02号产品是锂精矿（锂辉石精矿），03号产品是钽铌精矿（钽铌铁矿和铀细晶石）。

然而，这里又是一个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地方。闻名国内外地质界并被列入矿床学教科书的、新疆阿尔泰3号花岗伟晶岩脉实际上是在这里，具体在可可托海一矿。

可可托海矿区盛产着目前世界上已知矿物中的76种，其中铍资源量居中国首位，铯、锂、钽资源量分别居全国第五、六、九位。其矿种之多，储量之丰富，

层次之分明，为世界罕见。据勘探，三号矿脉仅氧化铍已探明储量(122b+333) 11132.74吨，再加上其它的资源量，约占中国铍储量的70%。

可可托海矿区发现于1930年，当时仅有当地少数民族对三号矿脉露头部分进行开采，产品用做珠宝装饰材料。1935年，前苏联政府的两个地质分队来到阿勒泰。为推动找矿，他们随身带有多种有色及稀有金属矿物标本，动员广大农牧民在阿尔泰山区采集有用矿物，交地质队按质论价收购。正是根据牧民的报矿地点，地质人员首次在阿勒泰地区五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上标出了绿柱石的八处矿化点，其中富蕴县可可托海矿床于1935年被阿牙阔孜拜(国籍、族别不详)等人发现，并列为八处绿柱石矿点之一。

这个富产绿柱石(铍)等稀有金属矿床的发现，引起了当时苏联政府和地质、采矿人员的重视，他们多次来华从事地质勘探，并在可可托海矿区以三号矿脉为主进行试采，开采了绿柱石和钽铌铁矿。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3月1日成立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这是最早的中苏合资企业。1955年元月1日，矿区全部企业移交我国独自经营，原阿山矿管处更名为冶金工业部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直属中央管理。1958年，又改名为可可托海矿务局。

可可托海3号脉由上部的岩钟和下部的缓倾斜两部分组成。上部的岩钟部分以石英核为中心向外呈环状沿空间分布，每一环带都有不同特征和含量的锂、铍、钽、铌、铷、铯、锆、铪等稀有金属矿物。其中，1、2、4带是石英-白云母带，铍品位高，锂和钽铌品位略低。5、6带是石英-锂辉石带，锂和钽铌品位高，铍品位略低，7带是叶钠长石-锂辉石带，钽铌品位高，锂的品位也高。不过，7带的钽铌以铀细晶石为主。目前岩钟部分已基本采完，留下一个深凹采后的露天坑。

下部的缓倾斜部分铍储量大、品位较高（原矿氧化铍品位0.196%），锂及钽铌含量低，尚未大规模开发。距可可托海最近的二矿有多个矿点，产钽铌。位于可可托海西北41公里的四矿，1号脉产钽铌和白云母，7号脉产白云母和钽铌；距可可托海西北60多公里处的五矿，有多个矿脉有白云母和钽铌，有的尚未开发，例如，达尔恰特的115号脉有钽铌，尚未开采。新三矿在可可托海东北方向40公里左右，冬天大雪封山无路可行，人在风雪中淌着雪走，曾发生过冻伤、冻死人的事件。新三矿的绿柱石储量大、晶体大，是国内外稀缺的绿柱石资源，现已闭坑。一矿主要采场就是3号脉。

第三部分

为我国两弹一星和国防军工尖端工业作出了贡献

我国制造原子弹、氢弹、卫星所用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主要来自该矿。可可托海的01号产品绿柱石精矿（铍精矿），是中国提取金属铍的唯一原料，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全部产自可可托海。铍是国防工业的重要材料，由于它的中子吸收截面小，散射截面大，对热中子有很大的反射性能和减速作用，因而金属铍被用作原子能反应堆的防护材料和制备中子源，也用于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壳体。在宇航和航空工业用于制造火箭、导弹、宇宙飞船的转接壳体和蒙皮，大型飞船的结构材料，飞机制动器和飞机、飞船、导弹的导航部件，火箭、导弹、喷气飞机的高能燃料的添加剂。其中我国洲际导弹的惯性导航系统主要用金属铍。另外，金属铍经抛光的表面，对紫外线的反射率是55%，对红外线反射率是99%，特别适合做光学镜体；再加上质轻和优异的力学性能以及尺寸稳定性，使铍成为各类卫星空间遥感系统最理想的镜体材料。

02号产品锂辉石精矿（锂精矿）运往乌鲁木齐的115厂冶炼，生产碳酸锂、氢氧化锂和氯化锂等产品。钴酸锂作为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广泛应用。还有一项不为常人所知的用途，就是部分锂产品送往二机部的保密厂提取氢弹的原料氘化锂、氕化锂和氚化锂，这是热核爆炸的原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原料产自可可托海。

03号产品钽铌精矿，全部运往905厂冶炼和深加工。生产的钽粉、钽丝以及有良好的耐高温、耐腐蚀性能的钽铌及其合金，同样用在国防军工和高技术领域。

2、还苏联债务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苏联买来了飞机、喀秋莎火箭炮等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欠款和贷款，两项全部债务相当一部分是可可托海人用矿产品偿还的。可可托海用于还债的产品是锂辉石、绿柱石和钽铌产品。可可托海以外的还债产品有钨精矿、钼精矿和锡锭等，此外还有粮油和农副产品。过去有文献说可可托海还了苏联债务的40%，不实。但无论怎样，可可托海偿还苏联债务做了巨大贡献是不争的事实。导致可可托海还债的原因有几点：

一是中国当时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农副产品匮乏，粮食、水果和肉类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的需求，此外，苏联对从中国进口的农副产品质量很挑剔，无法全用农副产品还债；

二是当时的苏联与美国搞航天及军备竞赛，其国内锂铍钽铌稀有金属严重不足，用稀有金属矿产品还债是苏联的真实目的。

三是对可可托海矿区苏联曾作了早期的地质勘探工作，也曾管理过中苏合资企业，对矿区的情况很了解。

3、地质、采矿、选矿和水电技术有重大创新

以往人们对可可托海的关注，大多聚焦在其产品用于两弹一星和偿还苏联债务的贡献，这在前面已经叙述。其实，在工程技术领域的贡献同样是很突出的。

一是 地质和勘探的贡献

早期苏联人在3号脉地质勘探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确定了伟晶岩的同心圆环状构造。合资企业时期苏方总地质师索罗托夫以3号脉的地质工作为基础，写了一部关于伟晶岩的专著，苏方的贡献功不可没。

以701队为代表的中方地勘人员以及可可托海的矿山地质人员，几十年如一日，对可可托海3号伟晶岩脉以及野外其它矿点，进行了详细的普查和勘探工作，为矿山建设及8859选矿厂、二矿选矿厂、四矿选矿厂和国内当时最大的8766选矿厂的建设提供了资源的依据。

1965年，著名的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郭承基先生，带领科技人员来到可可托海，与701队、新疆分院及矿务局地测科的人员共同开展了3号伟晶岩的物质成分研究、矿床成因研究，这些工作具有很好的学术及实践意义。

地质专家韩凤鸣和地质专家张如柏、杜崇良以其坚实的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发现了新矿物：额尔齐斯石，并与景泽被等共同发现了另一新矿物-阿山矿。这是对中国矿物学界的贡献。

  二是采矿的贡献

 3号脉在额尔齐斯河床以下，无论是露天还是井下开采，疏干排水是关键。矿务局组建了专业的疏干队，进行昼夜疏干排水，保证了3号脉露天采矿的顺利进行。疏干队长水文地质专家宁重华功不可没。针对3号脉分带清晰的特点，实施分带开采，1、2、4带矿石送8766选矿厂1号系统，5、6带矿石送2号系统，7带矿石送3号系统。

分采分选难度大，但使采选生产更加科学。采矿作业出现的大块、硬根是采矿技术上的难题，难怪人们调侃称田钊同志为田大块、称张志呈同志为张硬根；这两位优秀的采矿专家为减少大块、硬根的发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其坚实的技术功底为大块率和硬根的减少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是  对选矿的贡献

与中国顶级的科研院所合作，在锂辉石选矿及锂铍分离并综合回收钽铌的选矿工艺技术领域达国际先进水平。锂辉石与绿柱石的浮选分离，简称锂铍分离，是世界性的选矿难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和北京矿冶研究院院，承担了当时代号为320的保密科研攻关项目，即：新疆可可托海3#伟晶岩矿床锂铍鉭铌选矿。两院与可可托海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团结合作，打破了国外研究机构提出的含锂铍硅酸盐矿石碱处理后，必须多次脱泥洗矿才能浮选的传统观念，发明了简化、低温、碱法锂輝石正浮选工艺。

1961年7月1日该工艺在可可托海矿务局8859选矿厂正式投产，开创了我国工业浮选锂輝石的历史，该项成果1965年2月10日，冶金工业部北京矿冶研究院和有色金属研究院共同获得国家发明证书，获奖名称是：锂辉石碱法正浮选简化流程。

1965年9月， 两院在可可托海8859选矿厂突破了选矿领域的重大技术难题：锂铍浮选分离工业试验获得成功，在世界上开创了锂輝石、绿柱石浮选分离并综合回收鉭铌矿物的生产先例。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制定了在磨矿分级回路中将高浓度矿浆直接用螺旋选矿机和摇床组合重选设备选出鉭铌粗精矿，再精选获得鉭铌精矿的简化工艺流程，这一原则流程成为经典的工艺技术，在当今国内同类选矿厂中普遍应用。重选回收钽铌粗精矿之后，再优先浮选部分锂辉石-锂辉石与绿柱石混合浮选-混合精矿加温解析-浮选分离锂輝石和绿柱石的流程；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提出反浮选易浮脉石-优先浮选绿柱石-再浮选锂辉石的工艺；此后，新疆冶金研究所在两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浮选锂辉石再选绿柱石的流程。三个科研机构都完成了工业试验，水平达国际领先。20世纪70年代，优先选铍和优先选锂的流程，分别在新建的8766选矿厂1号和2号系统完成了工业试验，其中优先选铍工业试验的成功，得以于1977年在中国开创了浮选法生产铍精矿的历史。两项成果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4年，8859选矿厂对低品位锂矿石的浮选研究和工业应用获得突破，当原矿含氧化锂0.32% 时，锂精矿品位含氧化锂达4.42% （4 %就是合格产品） 居国际领先水平。目前，中国锂铍选矿的水平仍没有达到当年可可托海的水平。

上世纪70年代，新疆冶金研究所侯柱山等专家与8766选矿厂合作，研究成功旋转螺旋选矿机，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四是对水电技术的贡献

可可托海水电站1955年正式列入国家建设项目，先后由北京水力发电设计院和西北水电勘测设计院完成设计，1958年水电站开工建设，历经8年艰苦奋战，于1966年底在可可托海矿务局大会战中基本建成，1967年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运行。1974年8月，第四台5000千瓦机组运行发电。可可托海水电站建在地下136米处，是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也是当年设计先进，国内水电站建设中施工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的水电站。新疆建设兵团工一师五团在水电站建设中做出巨大的贡献。

第四部分

造就了一批企业管理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在艰苦的环境和长期的工程实践中，可可托海造就了一批能打大仗、恶仗和硬仗的企业管理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队伍。

企业家有：安桂槐、王从义、祝洪图、王勤俭、陈淳诗、周宝光等；工程技术专家队伍庞大，包括：地质专家李庆昌、宁广进，王汝聪、张相臣、曹惠志、贾富义、杨青山、景泽被等。采矿专家陈淳诗、李凡、刘浩、唐富春、谢绍文、田钊、张志呈、钟良俊、刘家明、赵国栋等。选矿专家周宝光、李金海、张元新、杨书良、舒荣贵、孙传尧、张泾生、朱赢波、余仁焕、励小龙等。机械专家林开华、王宗泗、朱吉林、廖春华、肖柏阳、刘思业，耿直、刘才等。电力专家蔡祖风、任学谦、贺守琦等。水文地质专家宁重华等。测量专家甘伟华、车逸民、荣亮生等。工程建设与管理专家刘履中、林均合、徐允中等。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医学专家：朱居敬、魏兴城、王建国、牟维丽、崔英明、陈玉根等。

上述专家中的大部分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可可托海，也有的调离或考研究生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挑起了重担。例如：刘履中和周宝光曾任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经理，唐富春任邯邢矿山局副局长，张志呈任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是著名的矿山爆破专家。孙传尧曾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泾生曾任长沙矿冶研究院院长。中国以采矿、选矿和冶金材料为主的南北两大研究院的院长都来至可可托海。朱赢波曾任咸阳非金属研究所所长、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余仁焕曾任东北大学辽宁分院院长，耿直曾任郑州三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洪尚任曾任华侨大学院长。至于在乌鲁木齐或新疆其他企业担任领导和技术骨干的人就太多了！

可可托海是一个实体企业，却成了培养干部和工程技术专家的大学校。这一可可托海的现象原因何在？我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这些人大都毕业于名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都是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良好；

2）前身是中苏合资企业，受苏联的影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大胆地信任和任用工程技术人员是可可托海的传统。以我本人为例，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32岁就被提任为新建的8766大选厂的副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工作。大胆提拔和信任年轻人，当时，在其它地方很难做到。

3）可可托海矿区干部和工人的结构好、素质好：

 可可托海的干部、职工构成为：革命老干部、高校毕业生，山东支边、安徽支边、上海支边、江苏支边青年，部队转业官兵，当地各民族招工以及其他。干部、职工队伍纯洁、朴实、肯干。在这片沃土中，知识分子受到培养和教育，心灵得到净化。

4） 集成了国内顶级研究设计机构的工程技术专家高超的技术水平和严谨的风格

当年，在可可托海搞研究和设计的有近10 家研究、设计院所，都是国内顶尖的机构。并且，有的研究人员是多次来可可托海，长期在这里搞科研。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著名选矿专家吕永信先生带领其团队曾连续22个月在可可托海，两个春节是在矿山过的，现用的钽铌和锂辉石选矿工艺技术就是他研究成功的。另一实例是，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的设计队常年住在可可托海搞现场设计，有的把孩子也带来上学。本土的工程技术人员乃至工人，在与这些一流的科技人员合作中，直接得到了教诲或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而且，是多家研究设计院所优势的集成，包括技术上和作风上的。那时，除了包头、金川和攀枝花三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外，是少有的，这是可可托海人得天独厚的享受。地区边远，但水平不低。

5）在闭塞的环境下工程技术人员立足本职，刻苦钻研，为国分忧，有责任感

可可托海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加之是保密地区，自成体系，也比较封闭，难得与外界交流。从另一方面，反倒使技术人员胸怀祖国，立足本职，刻苦钻研，善于学习，提高了独立自主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6）和工人团结合作，在工程实践中锻炼成才

 可可托海的工人素质好，技术水平也高，有些老工人是中苏合资企业时期干出来的，有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上面提到的工程技术专家无一例外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和工人长期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很强，并且养成了良好的工作和学习习惯，工作就是乐趣，没有心思享受、也没有条件享受。这种风格无论调到哪里工作都会传承下来。

7）   各专业互补，合作氛围好

可可托海人际关系简单，工程技术人员顾全大局，相互合作、相    互依存解决技术难，没有拆台的，一般知识面都广。

第五部分

铸成了可可托海精神

可可托海精神归纳起来就是：可可托海企业以及干部、党员和职工，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纯朴的感情为国分忧，扎根边疆，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工作有激情，钻研技术，淡泊名利，甘愿奉献，民族和睦团结，社会和谐，党风正，干群关系好，干部不谋私利，与腐败绝缘。可可托海精神也是特有的可可托海文化。

上述的文字，哪一条都有根据。怎么评价可可托海的精神都不过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过：“从可可托海出来的人，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不需要用很多的语言长篇大论，典型的事例举不胜举。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可可托海走出来的干部成百上千，有几个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如果说当初可可托海企业穷，职工干部穷，没有机会和条件腐败，那么，后来很多人在不同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掌握了资源配置的权利，有千万或亿元资金和资源调配的权利，难道他们就没想要补一把，捞一把吗？没有！他们在骨子里、血液里，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没有这一念头。

新加坡政府治理腐败的4条措施是：让干部不忍心腐败，不值得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对于可可托海的人而言，不用四条，仅不忍心腐败这一条就足够了！人各有各的活法，可可托海人经过那座特殊革命熔炉的锤炼，他们的思想似乎很简单，公私分明，不谋私利，不粘腐败，而且淡泊名利。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观，能管几十年甚至终生。

谈到生活及工作条件的艰苦以及员工的工作态度，可以说几件事：

冬天零下40度的气温常见，3号脉露天矿，零下60度时柴油汽车停驶，汽油车照常拉矿石。我任8766选矿厂副厂长管生产时，遇到过零下58度的低温，选矿厂照常生产，我以矿浆管道不冻为第一要务。

我在可可托海的10年间，商店里没买过一个鸡蛋，也没有自由市场。妻子生小孩没有鸡蛋，早上八点钟我下了大夜班，工人宫春才师傅领我骑自行车到十里外的村庄，这里没有一个汉族人，语言不通，连比划带说，用一上午的时间挨家挨户地收了40个鸡蛋，又买了几只鸡，这是妻子月子里仅有的营养品。

10年间商店没供应过食用油。把定量的羊肉买回来，把肥肉剔下来炼成羊油，省着吃要用一年。

都说新疆是瓜果之乡，可我们10年间没见过一粒葡萄干，没吃过一块哈密瓜。

我们冬天在达尔恰特野外住帐篷，一场雪把帐篷埋住，早上醒来一个个从雪里钻出来去上班。

邮递员从可可托海骑马去五矿，雪深得过马膝盖。一匹狼追在马后，哈萨克族邮递员不停地挥舞马鞭，前面催马，后面赶狼，终于把邮件送到职工手里，

为了多生产，8766选矿厂的四班职工倡议春节不休息，得到全厂响应，我们就在生产岗位上过了年。

1970年冬季，我在达尔恰特115号矿脉打掘进。平巷里破碎带发育，凿岩机开起来振得顶板上的石头噼哩叭啦的往下落，落石不时地砸在安全帽上、凿岩机上和工人的身上。一天半夜12点我到井下接零点班，走到我的师傅汪荣根面前时，看见他穿的棉衣湿得直冒气，忙问：“汪师傅，你怎么出这么多汗？”他回答：“传尧，我这汗一半是累出来的，一半是吓出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领导湖南柿竹园钨铋钼多金属矿选矿科技攻关项目时，与一位采矿工程师说到了这件事，他没等我往下说就打断说：“孙院长，我明白了，你是选矿专家，可你懂采矿，理解采矿！”

测量专家荣亮生，1968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测量专业，在可可托海一干就是十几年。本来矿务局已批准他调往到湖南老家工作。当时他正忙于喀拉通克铜镍矿新建竖井的测量工作。他既然已调离，完全可以交待工作就走，但是他放心不下，也可因能测量情结的驱动，走前他最后一次下井测量井筒的偏差。但是，他没有上来，就在测量即将结束的一瞬间被一落物击中头部，当场因公殉职。平时他很低调，也少语，没有任何文艺和体育爱好，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人们戏称他为小个子兵。然而，他的最后举动使他变得崇高伟大。

著名的外科专家魏兴城大夫，1955年兰州医学院毕业，经他救治的病人无数。有几年他在野外四矿工作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年春天化雪路翻浆、通往可可托海的山路不通汽车，有一位病人腹腔长了一个瘤子需要手术，可又去不了可可托海医院，急得病人和家属团团转。魏大夫就在几平米的医务室里，没有手术台、没有护士，更没有麻醉师，就他一个人为病人成功地切除了良性肿瘤。没有担架，术后我们四个同学用一张门板把病人抬回家，如今46年过去了，病人仍健在。

可可托海矿务局局长陈淳诗，1953年中南矿冶学院毕业，是公认的好领导和采矿专家。那时我们一位女同学叫吴晓清，任检查站负责人。按照产品标准，02#产品需要水分达到8%以下才能够出厂。有一次，矿务局等着02#产品销售款项发工资，而恰恰水分超标，吴晓清把住不放行。有关部门几次交涉无果，局长陈淳诗竟然放下身段到了吴晓青的家里做工作。“小吴，都在等着发工资，你就放行吧！”“不行，制度不是你们定的吗？”可想而知，最后不欢而散。而后，吴晓清照样当她的检查站长，陈局长也没有给她穿小鞋。这就是上下级的责任感、认真态度和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陈淳诗局长和吴晓清都令人敬佩。为了完成生产任务，有一个星期天陈局长竟然到我家里商谈工作。矿区的最高领导就是这样扎实，接地气，平易近人深入基层甚至到家里。

地质专家王汝聪，1957年从苏联莫斯科黄金学院毕业，回国后一直在可可托海搞地质工作。1985年，他回国将近三十年后终于有机会来北京出差住国谊宾馆，我当时已在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任科研处处长。一个周日，我陪王工去街上转转，他提议去前门，事后我才明白，这大概是他唯一留下深刻记忆的地方。到了前门他问我：“从苏联回来下火车的前门火车站怎么没有了？”我顿时目瞪口呆，心里一阵酸楚，好一阵子没有说话。我敬重的老实巴交的王老先生留学回国后几十年在可可托海工作，居然不知道前门火车站已改到北京站。

至于大家熟知的在困难时期干部、工人每天喝几碗糊糊和菜汤勒紧裤带坚持生产，为国防军工作贡献和为国分忧还苏联债务的事，更体现了可可托海精神的精髓。对此，网上和媒体多有报道，不需我详述，再说，当时我还没去可可托海，没有亲身感受。

 可可托海的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原因很多，有那个时代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可可托海几十年几代人奋斗历史的积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在可可托海仅工作10年，不可能完全了解可可托海精神的形成，仅谈以下几点体会。

 1）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可可托海的建设与发展，包括中苏金属公司的成立、中方独家经营、大量派遣优秀干部，派遣顶级的研究设计机构与可可托海合作，建设现代化的稀有有金属采选联合企业等。这就使可可托海人的脉搏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呼唤相共鸣。

2）长期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干部、职工把自己的工作提升到爱国、为国分忧的高度

政治学习是经常性的，不拘于形式。在五矿工作时，大家都是单身，夏天下班后每个班就坐在一片大石头上学习或讨论，很活跃。我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是，有一位哈萨克族的老工人努尔沙列木，工作极好，是哑巴，也听不清别人说的话，但每天班后的学习会他都主动参加。他从大家的发言和表情中可以判断讲话的内容。有一次我和他同在一起劳动，在一个地方挖出一些大块的云母，他弯下腰双手背在后面，很生气地嘟囔着，这时旁边一位哈萨克族的原矿领导为我翻译哑语：努尔沙列木当年在南山开采的云母费力背到五矿，怎么埋在土里了？

选矿厂每周一次的理论学习晚上是自愿参加，每次都来很多人。对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这些不易学懂的经典著作，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

通过经常性的学习或报告会，使地处边远的可可托海人的脉搏和国人同步跳动，把个人的工作与国家的需要连接起来。

3）   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历次运动比内地晚半拍，工作平和稳定

那个时代，经常搞一些运动，例如。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批邓等。可可托海也搞，但是，不像内地那样大起大落。干部领导艺术很高，不左不右，相信群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各项工作比较平稳。就连文革造成的派性也不严重，更没有影响生产。

四人帮让批邓小平，各单位不得不开批判会，可是一会儿就变调了。俱乐部主任发言：“江青说，邓小平诬蔑革命样板戏没有人看，怎么没人看！那天我亲自卖票，卖出去二十多张票呢！”。他的批判引起了哄堂大笑。这时，主持会议的领导赶紧说：“往下，接着来。”可见领导的水平和艺术。

4）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相互依存、团结合作精神

可可托海的自然环境恶劣，物质供应相当贫乏，工作条件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工作，单靠个人是很难支撑的。大家相互依存，形成了生存、生活和工作的利益共同体。这里有不少群体：老乡群体、66年转业军人群体，71年转业军人群体，68年大学毕业生群体、篮球场上的球友群体等等。但是，这些绝不是帮派，而是生活工作上相互关照的一种形式，高兴时朋友聚一聚，喝上几杯酒苦中寻乐也是一种享受。当然，最重要的群体还是职工所在的基层单位。那些年间可可托海人生活艰苦，吃饭简单，也没有条件复杂。少数民族早饭常常是喝茶吃烤馕，汉族人早饭很多是糖水泡馍；中午很多人家吃的是面条里加些土豆。回老家探亲或老家寄来的土特产平时舍不得吃，春节慷慨招待来家拜年的客人。哈萨克和维吾尔族过节时，一定把稀缺的羊肉煮好招待客人，这就是可可托海人朴素的情感。

5）有良好的民族工作的基础

可可托海是多民族集聚的地区，汉族来自全国各地，把各自家乡最优秀的东西带到矿区，少数民族有哈萨克、维吾尔、回、俄罗斯等，这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的小城，是大家共同的第二故乡，珍惜这个大家庭是各民族共同的心愿。各民族相互尊重，无论大人或孩子。我的儿子几岁时和邻居哈萨克人的小儿子经常在一起玩，他们各说各的语言，相互听不懂却能玩在一起，从不打架。那个时代，不存在民族团结的问题。

6）外地的技术专家带来了好作风

前已说过，在共同的科技攻关中，可可托海人与内地的专家学者长期相处，也受到了一些良好的影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吕永信先生有一段亲笔回忆写道：

 “1961年1月8日，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新疆最寒冷的季节，我和同事杨敬熙、吴多才赶赴可可托海现场进行工业试验。我们三人满怀激情，自带行李，由京乘火车先到兰州，再改乘敞篷大板车去新疆。车行两天多，口干舌燥，灰尘满面，夜宿冰冷没有门窗的达坂城的稻草铺土炕，卷缩了一夜，凌晨又开始上路，到达乌鲁木齐时已变成一个土人，好清理一阵子….可可托海8859小选矿厂的地窝子已被工人占满，矿方将我们三人安排在储放菜蔬土豆的棉帐篷住宿。因内无取暖设施，外面又天寒地冻达零下42摄氏度，所以矿方给我们每人加借一床棉被，就立即开展了我院新工艺验证试验及8859选矿厂改造设计与建设工作。在集体努力下，1961年7月1日新工艺在8859选矿厂正式投产，开创了我国工业浮选细粒锂輝石生产的历史。”这是当年工作、生活和精神的真实写照。

有不少当年与吕永信先生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经常会情不自主地谈起他，而且，每当此刻，他们常常是沉浸在一种激动，崇敬和幸福的回忆中：

 “吕工领导的实验组所在的8859选矿厂1961年投入运行，这是我国锂铍鉭铌稀有金属选矿的开始。当时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大都是大中专毕业生和技校毕业的年轻人，受吕工工作作风和刻苦钻研精神的影响，掀起了学习技术的热潮。可可托海选矿厂一直保持严谨的技术风格，这是吕工和他的同事带出来的。”

“1964年以后，吕工用氧化石蜡皂和环烷酸皂混合捕收剂浮选锂辉石，使锂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大幅提高。到1966年锂精矿品位达6.21%，回收率达85%，这个指标文革后长期未突破。”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生活很艰难，肚子吃不饱，吕工和工人一起挖野菜充饥。那时工程师很少，吕工又是北京来的，矿务局安排他住招待所，还可以有点伙食补助，但吕工为了方便现场工业实验，他和工人同住在选矿厂的地窝子里，在厂食堂吃饭。凡是工人和技术员干的活他没有不干的，脏活、累活他都干。遇到换原矿时，吕工光着脚、光着膀子下到精矿池中挖精矿，以确保实验的可靠性，那情景太感人了！当时我们都是些十八，九岁年轻人，都惊呆了，怎么有这么好的工程师！”

“国家派来几个科研单位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北京矿冶院的吕工了。每逢检修他都跟我们一块干，他和我们交谈也很多，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经常给工人讲选矿知识和实验原理，也讲操作要领，讲实验如何重要，国家如何急需有色金属、稀有金属。”

“吕工工作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在工业实验过程中经常开碰头会，把药剂条件、实验条件和实验指标全部透明公开，把工人和现场技术人员当自家人看，毫不保密，这在当时别的科研单位是做不到的。他工作不是八小时，三个班都能见到他，有时实在困了就坐下来打个盹再干。”

“吕工很尊重工人的意见，在吕工的带动和影响下，工人也想着技术革新。记得当时氢氧化钠和碳酸钠是加在搅拌桶里，后来工人改加在球麼机里效果好，这个改进得到吕工的大力支持和肯定，这种加药方式一直沿用到现在。”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饭。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吕工把他买的馒头硬是送给我一个。我感冒了没按时接班，吕工不但没指责我，还送我几斤全国粮票，中午他给我买了饭，陪我一块吃。我真是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其实他身体也不好总胃疼，经常看见他怀里揣个热水袋，是硬挺着干，大家心里都明白，心疼他，但也没办法，因为实验很难，任务又紧，别人代替不了他。”

“有一次，吕工和我一起去露天矿取矿様，只有一小麻袋，我揹起来就走，也不觉得沉，可吕工找了一根绳子和木棍，非得和我一块抬回来不可。还有一次印象很深，吕工下班走路回几公里远的招待所，班车司机见到他立刻停车打开车门请他上车。车上的人呼啦一下都起来让座，但吕工就是不肯坐。僵持不下，吕工一屁股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谁也拉不动。”

还有不少生动的例子不必列举了，也不需作任何评论。当年和吕永信先生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后来大都成为技术骨干，或矿务局或选矿厂的领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后来的成长和进步是与吕工带出来的作风有关，是吕工给我们打下了好基础。”从以上这些新疆的老同志对吕永信先生朴实的回忆和深情的赞美声中，我们感悟到吕工和企业的工人与技术人员的感情有多深，他的品格和思想境界是多么高尚，他对可可托海的影响有多大！

7）  有党性强、勤政廉政，不谋私利，敢于担当、密切联系群众的各级领导班子

这是产生可可托海精神最重要的一条，特别是矿务局的党政领导班子，给下级做出了表率，也使广大职工有了主心骨。

每周一的生产调度会，基层单位的领导都参加。他们感悟具到局领导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心系生产一线，关心广大职工的品格。有这样好的各级领导，可可托海矿务局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第六部分

我在可可托海经受了磨炼

1）工人师傅的优秀品格感染了我、教育了我

东北工学院29名毕业生去可可托海的背景我在本文的开头已说了。当初到可可托海工作，国家首先是让我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老老实实当工人。到可可托海的前六年，我先后当过装卸工、搬运工、房屋修缮工，在井下当过采矿工、掘进工，选矿厂的磨矿工、重选工、磁选工、浮选工和值班长。第一线的工作，许多艰苦的活我都干过。当装卸工运粮、油、面时，我扛过8袋面160公斤。干采矿和掘进工时冬天住帐篷，有时早晨起来，一夜的大雪几乎把帐篷埋上，门都出不去。

在和工人师傅共同劳动过程中，我们和工人师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师傅们热情、坦诚，不把我们当外人。在四矿选矿厂上班，我们同学都是单身汉，上班时只带馒头，没有菜带。当班的师傅经常多带一些菜分给我们吃，至于到师傅家吃饭也是常事。可可托海的冬天没有卖菜的，家家都挖一个菜窖储存冬菜，主要是土豆、胡萝卜，其它菜很少。过春节谁家的家宴上能见点绿叶，或包一顿白菜馅的饺子，那可是奢华的生活了！就是这样的条件，师傅们也把我们常叫到家里聚聚。我在大学就常给班里的同学理发，在可可托海矿成了义务理发员。下班后，或星期天，在多人同住的大单身宿舍，找我理发的人不断，也包括给孩子理发，偶尔也给女性家属理发。有一次我给一幼儿理发，孩子哭不老实无法用推子，情急之下年轻的母亲解开怀一边给孩子喂奶，我一边理发，谁也没感到难为情。工人师傅的生产经验很丰富，有的是技工学校毕业的，还有中专毕业的，他们把积累的经验无私地传授给我们，很快，我们就成了岗位操作的骨干。有的工人说：“若不是看你戴眼镜就和我们工人一样了。”这说明我们真地融入工人堆里了。

在四矿选矿厂，有一天工厂因停水而停产。原因是小水坝漏水使水泵的吸水井无水，水泵抽不上水。当班的工人也包括我和几位同学都赶去修水坝。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需要把它从水里捞起来筑坝，工人们用绳子费了很大劲都拉不上来。这时，我身边的老模范、哈萨克族的恰盘师傅下到水里，冰冷的水立刻漫过他的长筒水靴流进他的裤子里，见此情景我不由自主地立刻跳入刺骨的水中，两人合力把大石头推了上去，水坝很快修好了，选矿厂恢复生产。当时的室外温度大约是零下25度。事后有人夸我，说看到了这些大学生的思想觉悟水平。我说，是恰盘师傅先下水的，我不能不下。这件事加深了工人和我们大学生的相互了解。

2）提高了专业技术水平

正是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岗位上的磨炼，使我练就了一身工艺操作和设备维修的技能，这为我以后30多年从事选矿工程技术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以至于1984年我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以选矿工程师的身份在广东凡口铅锌矿搞工业试验时，不少人还误认为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

几年以后，我和同学们以实力得到领导和工人们的认可，先后从工人岗位上调出来从事技术工作，我是第一个幸运者。

在1974年前后，8859选矿厂处理低品位的锂矿石，因流程结构和工艺条件不适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浮选锂精矿均为废品，冶炼厂拒收，产品质量成了瓶颈。一堆堆的废品堆满了原本不大的厂区。中午吃饭时，食堂炊事员说：“你们天天生产废品卖不出去，不管正品废品我每天都得伺候你们给你们做饭吃。”本来心里就着急，这话又刺激了我，尽管无任何人授意，我独自在试验室做实验。

实验有了头绪后，我向主管生产的8859选矿厂副厂长、老工程师李金海报告，在他的支持下，我独自搞设计并组织工业化实施，改了流程结构：在锂辉石浮选前先加反浮选排除影响精矿质量的易浮脉石；采用多槽串联强化搅拌；调整了浮选药剂。采用这三项技术措施使得原矿含氧化锂0.32％时，所获得的浮选精矿含锂达4.42%（4.0%就是合格品）。此生产指标在国内外绝无仅有，不仅结束了锂精矿长期废品的历史，而且为提高低品位锂资源的利用率提供了技术保证。我当时只有30岁。

这一成果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视为“主业”的年代里，居然得到矿务局党委的重视，专门派生产处长杜发清到选矿厂宣布对我表扬，仅仅是口头表扬，这已经足够了！

1975年夏，为了最终确定建设中的8766选矿厂1号系统的浮选流程，冶金部下达命令，要求可可托海矿务局与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合作尽快完成选矿工业试验，为大选矿厂最后的设备安装提供依据。可可托海矿务局把这项现场工业试验负责人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厂里浮选机不够，在那个边远的地区，若去东北长春采购计划外的设备在时间上已无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设计，自己造。我领着一批技术人员，有肖柏杨，舒荣贵、努尔居曼，还有十几名工人日夜奋战了二十多天，崭新的10台浮选机终于按期在8859选矿厂安装到位，而此期间我不满４周岁的女儿正因病住院，我竟然没能舍得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医院看一眼。刻苦的攻关、勤劳的汗水终于开花结果，工业试验开车后一次成功，保证了大选厂的建设进度。

8766选矿厂原设计只在3号系统有两段磨矿两段回收钽铌的工艺。我经流程考查，发现在二段球磨排矿中有细粒钽铌流失。于是，在1978年我研究成功用自制扇形溜槽和细粒级摇床组合重选设备，在二段球磨排矿产品中回收细粒钽铌矿物并用于工业生产，提高了钽铌回收率。

我与二机部182队合作完成了8859选矿厂放射性流程考查，为8766选矿厂精选车间电磁选工段放射性防护设计提供了依据

1974年，二机部182队接受任务在可可托海8859选矿厂进行放射性流程考查，此项研究的目的是从原矿破碎开始，沿选矿厂全流程考查放射性的走向和各作业放射性剂量的分布，以便为8766选矿厂的放射性防护的设计标准提供依据。我参与考察并亲自在成品库的三盘干式强磁选机进行精选操作，这里是全流程中放射性最强的地方。我操作完毕后，182队的技术人员用量程最大的放射性测量仪测得其口罩内外、帽子内外，工作服袖口内外均具有很强的放射性。依据放射性流程考查的结果，在8766选矿厂的设计中，将精选车间远离主厂房，钽铌精矿成品库建在厂区的最边缘，精选车间的干燥、强磁选和电选集中的电磁选工段全部密封，而且毗邻浴室，是按照放射性工业场地的标准设计和建设。

 3）在副厂长的岗位上

1975年秋季，经十年设计和建设的我国最大的稀有金属锂铍钽铌选矿厂，可可托海8766选矿厂终于竣工剪彩，这在冶金部和新疆自治区是一件大事。然而喜忧参半的是，剪彩后的选矿厂却停下了，因设计、施工、工艺和设备中存在诸多问题，使选矿厂无法投产。

从1975年冬季开始，我担任8766选矿厂的技术总负责人，接着于1976年10月出任生产技术副厂长。在周宝光书记的领导下，我和李金海厂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完成了上百项大大小小的技术改造，先后解决了－50℃～－60℃的严冬水源地供水，非保温矿浆管道两相流输送，粉矿仓冻结，尾矿库冰下沉积放矿等关键性的工程技术难题和大量的工艺、设备改造任务，终于使全厂打通流程。１号和2号系统铍锂浮选分离工业试验及转产成功，为该厂的成功投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的某些成果一直沿用至今。

选矿厂刚投产问题多，在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我在现场工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一干就是十几至二十几个小时。那正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日子，生产就是政治，就是无声的命令。我多次看到工人同志现场抢修设备排除故障时的忘我牺牲精神，我亲眼看到在零下50℃的严寒深夜中，维吾尔族电铲司机为了方便抢修不得不摘下手套，裸露双手在电铲底盘下操作，几分钟后接触冻铁的双手和小臂上已是一道道红黑色的冻伤痕。我也曾看到寒冬深夜在尾矿库工作的哈萨克族老工人，打着手电在风雪的旷野中独自在尾矿坝上巡回检查的身影。我心疼这些工人同志，这一幕幕的动人场面深深地刻在我的头脑里，使我进一步净化了心灵，提高了责任感，也更加严于律己。

在那个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年代里，能看一场电影好像是矿山人圆了一场梦。在我的兜里经常有一张张买好的，但因工作脱不开或在家里钻研专业技术书而过期作废的电影票。偶尔去电影院，我看到自己的票位居中，便走到边位对别人说，我和你换一下位置，我个子高挡别人。

那时能吃一碗肉像过年吃顿饺子。厂里搞副业，1976年杀一头猪不够职工分，只好给每个职工发张票，凭票到厂食堂排队买碗回锅肉“解馋”。作为副厂长我最后去，当排到我时，食堂炊事员很为难地告诉我肉不够卖了。我二话没说，买了一碗菜汤吃了两块玉米面发糕就离去。此刻，怀孕又营养不良的妻子已几个月没闻到肉味了，正眼巴巴地盼着我把一碗回锅肉带回来解解馋，可晚上见到我两手空空回来，什么话也没说，但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时候在领导干部中还没有防腐倡廉之说，可是我本能地感到应当这样做。

1976年11月，儿子出生了，正是选矿厂技术改造最艰难的时刻。此时，我忙得顾不上高兴，更无精力照顾自己的妻子，便买了一面袋子当地产的像发面饼一样的“饼干”，外加一暖壶水放在了妻子的床前，无可奈何地说：“你饿了就先对付吃点吧！我什么时候下班也没个钟点。”

根据冶金部的要求，1977年春天，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姚万里老工程师带领科研组再次来到可可头托海参加8766选矿厂1号系统优先选铍、铍锂分离的工业实验和生产调试，我全面负责这项工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准确地说是两个年度），工业实验及生产调试获得成功，随即转入生产，开创了中国浮选生产绿柱石精矿（铍精矿）的历史。随后，余仁焕等与新疆冶金研究所合作，完成了2号系统铍锂分离的工业实验，两项成果共同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新建的选矿厂新招了一批浮选工，都是中学毕业生，精矿质量看不准，浮选操作不好控制。我为他们培训，简单地讲晶体光学和光性矿物学，教他们学会了用偏光显微镜油浸法看浮选精矿，并把一台苏制米-5的偏光显微镜放在浮选工作台，配制折射率为1.540的浸油。这是中国第一家浮选工用偏光镜检查浮选产品的选矿厂。

1978年，国家招收“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全厂6名领导中有4人在外，由我主持工作，根本无心报考，也无时间复习。在同学拉我作陪考的鼓动下，我匆忙上了考场。好在大学期间我功底尚可，再说当“陪考”的也没有压力，居然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专业第一名的考分考上了该院的研究生。

离开矿区去北京报到那个秋日的早晨，我不惊动任何人，在妻子、孩子和朋友的陪伴下来到民航站乘去机场的班车。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有几十人在民航班车前等着我，在大清早赶来为我送行。我无言以对，默默地控制着感情向“列队”送行的人群一一握手道别。去机场的民航班车正好路过选矿厂，当我看到一座座洒下自己汗水的车间、厂房和那静如湖面的尾矿库时，一种强烈的眷恋使我百感交集，我强忍着眼圈中的泪珠使它不在亲人面前落下来。

在可可托海的10年，我从四矿、到五矿、到8859选矿厂，再到8766选矿厂，从工人干起，到技术员再到8766选矿厂的副厂长，想象不到的艰苦生活我们抗过来了，几乎所有的重活、累活，也挺过来了，生产技术的难题也一一攻破。最令我欣慰和放心的是，8766-—中国最大的锂铍钽铌选矿厂，从建成后不能投产，到工艺技术和设备正常运转，生产出高质量的锂精矿、铍精矿和钽铌精矿。8766选矿厂的设计、建设安装，技术改造和投产，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为中国稀有金属选矿，特别是极端寒冷地区选矿厂的建设和生产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其中有我的汗水。

可可托海是我上的第二所大学，我从工人师傅、老技术人员，领导干部言传身教中学到了难得的学问和经验。是的，在可可托海磨炼过的人，劳累、艰苦、困难、压力都难不住，面对金钱和物资的诱惑都无所动心。并且，可管几十年，甚至终生。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我感谢，也不能忘却众多老领导对我的教诲和培养、帮助。刘履中、李凡、陈淳诗、祝天学、王勤俭、刘浩、周宝光、李金海、潘厚辉、看加尔汗等，也忘不了数不清的兄弟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同学对我工作的支持，在那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大家患难与共，手挽着手从冰雪和泥水中淌了出来。

第七部分

没有可可托海的磨炼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阿尔泰山腹地来到人才济济的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读研究生和工作，只想在专业技术领域能作出些业绩，从来没想当什么干部，可我终究未摆脱干部二字。

我在专题组搞科研正值学术思想活跃，也容易出成果的黄金时期，1985年1月，院长何伯泉和党委书记李永蔚决定让我代理科研处处长。9个月以后，在我毫无思想准备、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上级党组又宣布我任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

1988年2月，上级党组又任命我接任院长，直到2007年2月离任。我孤身一人从新疆来到北京，没有任何背景，我的资历浅，院龄短，在1985年一年内连升三级，两年半后又升到矿冶总院顶尖的位置。当院长时我43岁，人们戏称，矿冶总院的人员结构是老兵、中将、少帅。这少帅自然指我了。这一年龄当时在大型院所长或大中型国企中是属于年轻的，也看得出我的老领和部长们的思想是何等的开明！我深感责任之重大，只是由于我在新疆可可托海艰苦的环境里顶着一个接一个的压力走过来的，因此我并未感到有多大的压力。可我万万没想到这院长一干就是20个年头，并且，这20年正是国企改革最艰难的时期，我总算挺过来了，只是每年从年初到年末的每一天我从未敢松懈过。好在大家看我还出于公心，从新疆山沟里走出的人也不想图什么，看我办事还公道，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人品不错，还有改革精神，决策比较民主，也敢承担责任，于是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广大职工都支持我，理解我，没有给我出难题的，这使得我值得与大家合作共事，共建矿冶总院这一和谐的人文环境，使矿冶总院成为国资委直属的大型科技型央企。

1997年一年内，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并了濒临破产的丹东冶金机械厂和北京钨钼材料厂。开创了中国大型研究院兼并企业的先河。两个企业均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扭亏为盈，当然，我和院领导班子也下了不少功夫。一年春节，我到丹东冶金机械厂看望一些退休的老工人，走进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工人家，这位工人听说是北京的人来了，很激动，拉着我的手说；“俺眼瞎啥也看不见，俺听俺厂的工人说，俺厂在北京找了个爹。”我赶忙俯下身来说：“这爹是党中央、是国务院。”

在同一年内兼并两个企业，并且不久都扭亏为盈，在当时是少有的。我兼并企业和管企业有瘾，不能不说与我在可可托海工作过，并在基层管过企业有关，我的不少工作方法都是从可可托海每周的调度会上学来的，我与企业、与工人、与一线的员工有深厚的感情。

我当院长和搞专业技术双肩挑。在我国最大的铅锌矿广东凡口铅锌矿选矿科研项目投标时，我很有信心地在投标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工业试验失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赔偿现场技术改造的全部损失。”无疑地，我们中标了，并且工业试验开车后一次成功。

有一次，河北省棒槌山铁矿选矿厂因尾矿系统出事故、停产。该厂领导打电话向矿冶总院求援，其实我们两人互不相识。放下电话后我立即找来工程爆破公司经理邓国治研究员去处理事故。他面带难色地说，不了解现场情况。其实，我也没去过现场，但是我参考可可托海8766选矿厂的尾矿系统给他画了一张图，告诉他可能的事故位点和处理方法。三天后邓国治回来报告：事故处理完毕。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和你画的图一样。

由于我在可可托海选矿厂打下了坚实的功底，使我在后来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比较顺手，也要求矿冶总院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成果必须在企业中成功应用。

我四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我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奖章；2003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又获得了一枚象征着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最高荣誉的矿冶勋章；2004年荣获中国有色金属科技进步特别贡献奖；2006年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2014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很清楚，是众多的合作者共同托起我来带上了这些荣誉的光环，是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务局和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共同培养了我，我个人的努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工作激情、对企业的感情，对干部、员工的关爱以及刻苦钻研、不怕困难、奋斗不止和敢于担当的基因，是源于可可托海的。

第八部分

挖掘继承和弘扬可可托海精神有现实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我们规划好了蓝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期，中国要进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已吹响了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进军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不忘初心，具有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干部队伍是关键。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当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事迹教育了几代人。我本人就是含着热泪学习焦裕禄事迹的，走向工作岗位之后，我一直以焦裕禄为榜样激励自己，始终没有感到过时。客观地说，当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人的理念、追求、道德观念、甚至人生观都有很大变化。但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员、干部乃至国民都要有理想、信念、激情、奉献、担当和不懈的奋斗精神。既要有领导力，又要有执行力。道理很简单：实现中国梦要干，而不光是想和喊。只要我们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具备了这些关键的要素，我们的队伍就不会散，不会垮，只会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目标也会实现。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但是，没有人给我们规定到达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可是，要进入世界强国的目标是有时间节点的，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还有四年的时间；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留给我们的仅仅是32年左右的时间，难道我们不应当有紧迫感吗？美国战略转移到亚太地区，是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并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强国，如果是世界强国，美国、日本、敢惹中国吗？蔡英文一直在闹台独，如果我们是世界强国，她敢吗？想想这些，难道我们不应当有危机感吗？还原世界强国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道不应当有使命感吗？如果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升华到这样一个高度和境界，金钱、物资的诱惑还能使他动摇吗？我们还需要花如此大的代价和精力用于反腐败吗？

可可托海精神不能与井冈山、瑞金、延安精神相比，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地缘，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代所形成的精神和文化，确实造就了一大批的优秀的干部和职工，并且绝大部分人仍保持本色不变。可可托海精神的精髓现在不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或许说，可可托海造就了一大批傻子，可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未来30多年内把中国建成世界的强国，需要一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伟大事业的一大批令人敬佩的傻子。人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追求，当这些傻子为党、为民族效力了，尽力了，而且有了业绩了，他们会感到满足，感到幸福。这就是他们的幸福观、人生观。

不要把可可托海和可可托海的精神说过了头，或过度宣传。有些东西是不能复制的，也不需要当代人都去体验当年可可托海的创业史，如今也没有那种艰苦环境了。现在，可可托海已成为5A级的旅游区，有的游客原本是为了游览额尔齐斯大峡谷和可可托海景区而去的，但是当它们参观了博物馆，了解了矿区的历史后，有的游客却在3号脉的露天坑边长跪不起。可可托海、可可托海人、可可托海精神和可可托海的文化至今还能感染的震撼一些人。当今，哪怕我们从中学到了一点点对我们的事业有用的东西，就值得花点精力去挖掘、弘扬。想想看，以往，我们枉花的精力、财力，做的无用功还少吗？

      写这篇文稿的几天里，可可托海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从我的眼前和头脑中闪过，令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不少在可可托海奋斗过、建过功立过业的人，更多的是普通干活的各民族兄弟亲离开了矿区，有不少已长眠地下。也有不少老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还在矿区坚守着，奋斗着，令人敬佩。可可托海人为国家立了功、还了债，但限于当时的国情，国家却欠他们许多。可是，他们始终无怨无悔。很多感人肺腑的人和事，又一次次教育了我，使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几次含泪把键盘敲下去。虽然写出的仅仅是极少的一部份，也应当让世人知道，在新疆阿尔泰山、在额尔齐斯河畔有一块红色的土地，在严冬里它为共和国发了热，闪了光。

（ 2016年7月23日作    2017年5月21日修改  2021年1月18日修改）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支援边疆建设，由东北大学（东北工学院）分配至新疆有色可可托海矿务局的除孙传尧，张泾生，朱赢波，肖柏阳，余仁焕以外，据不完全统计，东大学子在可可托海工作过的毕业生还有唐复春，杨树梁，刘才，林开华，李世杰，刘家明，钱启穆，钟良俊，吕富春，刘思业，周秀英，王孝敏，张德斌，黄荣嵩，陈开姚，林恒平，邓荣洲，王介良，吴晓清，刘仁辅，许鹏秋，姜玉苹，陈泽茂，张文岩，周公国，陈享，王文宗，丁 华，耿直，吴花秀，梁希昆，程勤培等人。

如今，他们大多已两鬓斑白，有的已故去，

他们为中国矿业开发作出的贡献已为历史铭记。